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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仙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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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政党报刊与政党政治  

2012-05-31 16:09: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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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党报刊的蜂起与堕落成为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民国成立以前的政党报刊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民国初年政党报刊的性质和作用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也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理解和认识民初政党报刊的特点、性质和作用及其成因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这对正确评价民初政党报刊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国初年;政党报刊;政党政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建设民主政治的口号下,结党结社成风,这些政党除了一些有名无实、昙花一现者外,都竟相利用报刊为自己宣传,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政党报刊大量出版的热潮。[1]政党报刊的蜂起与堕落成为民国初年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与西方商业报刊占主导地位不同,政党报刊一直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主流,因为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危机,近代报刊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报刊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和先进分子宣传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利器,从康、梁到后来的孙中山,都重视报刊在政治运动和革命宣传中的作用。民国成立以前的政党报刊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民初政党报刊具有依赖政党资助、重新分化组合、相互争斗激烈、陷于党争等特点,其性质和作用都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也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

       民初的政党报刊并不是组织严密、由政党直接掌控的舆论机构,大多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或政治团体资助的有相当独立性的民营报刊,与现代意义上的列宁主义的党报并不完全相同。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政党,都曾表达过要统一本党报刊宣传的某种企图。但是,由于思想庞杂、组织松散,根本无法做到。比如同盟会报刊之间也有激烈的争论,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出现了妥协派和激进派的争斗,《民立报》和《民权报》分别成为两派的喉舌。在同盟会内部占上风的妥协派认为共和制度已经确立,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希望通过与袁世凯势力妥协来取得廉价的胜利。《民立报》当时的妥协倾向比较严重,主张对袁世凯采取“勿逼袁恶”的妥协政策。《民权报》尖锐指出袁世凯假共和真帝制的骗局,批判以《民立报》为代表的妥协倾向。足见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在思想上组织上缺乏必要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纪律的约束,显得十分松弛涣散,缺乏战斗力。[2]直到宋教仁遇刺事件发生后,同盟会内部对袁世凯的幻想彻底破灭,其报刊内部之间的争论才告终结。

       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民初的政党报刊重新分化组合,从政治倾向上看,形成了同盟会—国民党报刊为一方、共和党—进步党报刊为另一方的相互对垒的两大阵营,党派报刊的相互争斗异常激烈。政党报刊产生于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创办的《中外纪闻》,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机关报。辛亥革命以前,政党报刊的界限分明,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和由改良派发展而来的保皇派报刊。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等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重新组党。包括革命派、保皇派、清末立宪派、旧官僚集团等在内的原有的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组织所谓议会政党,彼此的区别愈来愈小。民国初年五花八门的政党、政团,经过分化组合,到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基本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四个较大的政党,它们各自拥有一批言论机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同盟会—国民党系统报刊和共和党—进步党系统报刊。同盟会—国民党系统报刊遍布全国各主要省市,在革命党人势力较大的南方各省以及北京其报刊宣传活动尤为活跃。在上海出版的主要有《民立报》、《天铎报》、《大陆报》(英文)和新创办的《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在北京出版的有《国风日报》、《亚东新报》、《甲寅日刊》、《中华新报》等。这些报纸内部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帝制,相信共和,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遍布各地,比如在上海出版的有《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和《东大陆报》,在北京的有《少年中国》、《晨报》,天津《庸言》杂志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与其党派的立场一致,支持袁世凯,一味攻击国民党。两派报刊的壁垒大体上在1912年7、8月间已相当分明,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两派报刊相互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政党报刊的作用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辛亥革命以前的政党报刊是宣传主义、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舆论工具,不管是改良派报刊还是革命派报刊都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辛亥革命后政党报刊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大多沦为各个党派或政客党同伐异、相互攻讦、争权夺利的工具,主要表现在政党报刊很少宣传“主义”,而是陷入无谓的党争。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报刊之间的斗争大多是“主义”之争,是各政党不同政见、主张的理性辩论,比如当时两派报刊的大论战,以《民报》为主要阵地的革命派报刊与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之间围绕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改变土地所有制和要不要进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大论战,两派政党报刊之间就原则问题展开论争,宣传各自党派的主张,以理服人,最终以保皇派报刊的失败而告终。民国成立后,政党报刊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已经少有“主义”之争了,而是降为没有原则区别的问题之争,到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和共和党两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所争论的问题是:(1)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2)实行总统负责制还是责任内阁制;(3)国务院对国会负责还是对总统负责;(4)对外借款问题。所有这些政治问题的争论,不过是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已,目的是在议会和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取得更大的权力而已。不少政党报刊甚至“纯以谩骂为事,不知报纸原则之何在”[3]。争论之余,双方还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7月6日北京共和党方面的《国民公报》在时评中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南京假政府”,同盟会方面的《国光新闻》、《国风日报》、《民主报》等7家报纸的工作人员20余人,当即前往问罪,痛殴了该报总经理徐佛苏、主笔蓝公武,并将承印该报的印字馆捣毁。

       民国初年政党报刊的兴盛首先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新闻自由、政党政治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南京临时政府在新闻出版方面,遵循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实行言论自由政策,又废除了《大清报律》,加上各地军政当局的支持,民国初年新闻事业获得了一次短暂的飞速发展的机会。武昌起义半年后统计,全国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种,陡增近500种,总销数4200万份,其中1912年2月向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的报纸,就多达90余种。新创办的报纸多数集中在京、津、沪、广州、武汉等地。在这些报刊中,政党和政治集团性质的报刊占主流。许多政党、政客、资本家办报刊是为了宣传自己,企图在新政权中捞好处,借机发财。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报刊是天然的“舆论之母”和“舆论代表”,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所以当仁不让地肩负起监督政府和指导国民的“天职”。报纸不但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斥骂总统。报人和报纸的社会地位可谓空前提高。一时间,自由主义的做派风靡中国的新闻界。[4]居正《辛亥札记》也谈道:“上海舆论绝对自由,(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言论,影响于南京政府者尤不小。”[5]

       政党报刊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复杂而又激烈的斗争的产物,畸形的政党政治是造成政党报刊畸形繁荣的主要原因。1911年10月清政府开放党禁,各色各样的政治团体由此产生,政党建设提上了日程。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选择了西方议会民主政制,实行政党政治,短时间里骤然出现了300多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团。各类政党、政团名目繁多,而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则不过统一党、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国社会党等十数党而已。同盟会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辛亥革命后由秘密转为公开,发展成为最大的政党,1912年8月,它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国民党。统一党成立于1912年3月,是中华民国联合会和预备立宪公会联合组成的,主持人为章太炎、程德全、张謇、赵凤昌等,统一党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政党。共和党成立于1912年5月,政治上拥护袁世凯;民主党成立于1912年8月,是以原立宪党人为主的政党;这几个政党的主要成员是立宪党人、旧官僚等,在政治上都拥护袁世凯,也得到袁世凯的扶助和支持,为了与同盟会—国民党相抗衡,它们于1913年5月合并为进步党,原隶属于这三个党的报纸转为进步党的言论机关。

       民初的政党比较特殊,表面上看是借鉴西方议会政党,但和西方政党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带有传统结党结社的浓厚特色,并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政党。当时人们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和理解明显缺乏,政党被当做争权夺利的工具,许多政党连党纲都没有,所谓政党不是因政治主张相同而结合,而是利益的纠结。许多人为了个人私利,组织或加入政党,以便能在国会或政府机构中争得一定的职位和权利。章太炎曾对中西政党作了比较:“天下之至猥贱,莫如政客。挽近中夏民德污下,甚于皙人,故政之猥贱尤甚。欧美政党,贪婪竞进,虽犹中国,顾尚有正鹄政府,有害民之政,往往能挟持不使遂行,自及秉政,他党又得议其后,兴革多能安利百姓,国家赖焉。汉土则独否。盖欧美政党,自导国利民,至中国政党,自浮夸奔竞。所志不同,源流亦异,而漫以相比,非妄则夸也。”他将中国的党人分为七类,认为“综观七类,操术各异,而竞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6]。同盟会转为公开和改组成国民党之后,涌入了大批官僚、政客和立宪党人,原有的老同盟会会员,大部分也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日益热衷于为自己在民国政权机构中争得一席之地,国民党的政纲虽然保留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但比起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纲领,已倒退了一大步,同盟会蜕化成为脱离群众、“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更是追名逐利的官僚政客的渊薮。

       在“咸与共和”的政治背景下,各派政治势力辛亥革命后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一方,以反对临时政府的袁世凯集团、立宪派等为另一方的两大对立的阵营,各个政党及其所属报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形成了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的基本格局。政党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以个人或某团体的势力为最终目的,政党创办报刊作为争权夺利、相互攻讦的工具。著名记者黄远生对此曾有独到的评述:“而在我则纯以两造之势力赌一国之基础以为胜负,一切政治问题法律问题云者,皆特藉以为名目而利用政党及议会以为傀儡。今以大借款为例,甲党之报今赞成而前反对,乙党之报则今反对而前赞成,甚至同在一时,赞成唐绍仪之借款者而不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者而不赞成唐绍仪之借款。又试以对于政府态度而论,于其未入国民党之先,则甲党赞成而乙党思推倒之,同此一人而前后有尧桀之别……推其原因所由来,不外所争在两派势力之消长,绝无与国事之张弛而已。”[7]大多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无疑是理解这一时期政党报刊的性质与作用的关键所在。(来源: 《新闻爱好者》杂志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021.

      [2]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410.

      [3]《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J].《民国日报》,1919-09.

      [4]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49-150.

      [5]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75.

      [6]章太炎.诛政党[N].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10月26、28、31日.

      [7]黄远生.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远生遗著(卷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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