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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仙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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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贪官易患“刘志军综合症”:此病不治不足以得民心!  

2012-06-08 08:17: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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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养路工一路奋斗,爬到部长高位的刘志军,在一年半前“翻车”了。他本来可以是平民奋斗的“中国梦”典范,而今却因严重违纪违法犯罪,被双规、被开除党籍,紧接着被法律严惩,锒铛入狱,沦为“中国贪”样板。

       今天媒体公布了中央对刘志军的处理决定,查出他四方面的主要问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主要领导责任。

       回顾分析刘志军贪腐堕落的演变过程和主要表征,具有剖析中国贪官的典型标本意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直是“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正确方针”。本着德治的优良传统,试把刘志军贪腐犯罪行为,按照病理进行归纳分析,称之为“刘志军综合症”。

       一、“刘志军综合症”发病原因:

       1、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而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权力缺失孔武有力的监督,更使各种腐败现象呈现井喷之势。特权横行,是最主要的发病诱因。

       2、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国家管理社会事务、调控经济发展的方式发生很大变化,腐败官员对新制度下的环境逐渐适应,要素寻租日益频繁,腐败现象进入“高发期”。腐败案件不但居高不下,还向一些关键领域和社会领域扩散,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犯罪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这一病症大约持续20年,甚至更久。

       3、腐败行为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进化为高级形态。病症初期,主要发生在商品流通阶段,商品寻租成为腐败的主要形式。病症中期,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要素,腐败进入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房地产领域、城市建设和金融领域,资本寻租成为主要形式。病症晚期,社会进一步转型,腐败进入复合式权力寻租阶段,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成为突出特点,社会危害性更大。腐败已超越低层次的“吃拿卡要”的流程腐败,逐步发展出更为高级复杂的形态。一般性权力腐败可能是一次性的腐败,而官官之间的权钱交易必是一组连环性、漫长性的腐败。此时,病入膏肓,不刮骨疗毒,已无痊愈希望。

        二、“刘志军综合症”早期症状:

        开始是众人眼里的“好人、能人”,逐渐成为领导眼里的“能臣、亲信”,再发展为毁誉交集的所谓“好贪官”。

        病理分析:

       1、中国皇权专制绵延两千年,最基本的民众意识就是臣民意识,民众甚至会主动的将自己的权利丢弃,将其交与到父权式权力手中,因此,大多数时候,民众通过对大救星、青天老爷这种良性的父权式权力,来寄托自己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而官场环境的恶质化以及导致的变异人格,注定不少官员会辜负民众期待。这是遗传因素。

       2、“宁要一贪官,不要一条猪”。在次优选择的无奈现实下,民众开始变得犬儒。谁都愿意选择又能干又清廉的官员,如果不能,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贪污的能吏,能吏至少可以造福一方,而尸位素餐的庸吏毫无作为。即便你贪污腐败,只要你搞经济,促发展,民众没办法,也哑巴吃黄连了。这是脑电图。

       3、尤其当贪官政绩的乌纱帽金光闪闪,一片歌功颂德,一些民众就不由自主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到最后,竟然对这种官员产生依赖,产生好感,甚至其落马后,依然念念不忘“好贪官”。刘志军落马后,网络上依然有人赞赏他是“中国高铁之父”。这是心电图。

       4、手中的权力缺乏约束,开始为所欲为,胃口贪欲越来越大,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是胃透视。

       5、道德教育当做耳旁风,廉政警钟当做过场戏,党纪的抗生素失效,国法的青霉素失灵。这是抗药性。

       三、“刘志军综合症”典型症状:

       1、御医诊断的四个病症: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主要领导责任。

        2、名医解剖的四个病症:“家长式”作风,做事独断专横;“两面人”特征,太阳底下充“公仆”,夜黑风高当“硕鼠”;“笑面虎”印象,熟谙打击报复;“塑料花”风范,热衷虚假数字。

       3、江湖把脉的四个病症:“豪言壮语”,公开讲话中经常用“跨越式发展”,业界称之为“刘跨越”;“大刀阔斧”,担任铁道部部长期间,铁路投资达到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动用国家资源使中国高铁实现了“大跃进”;“腐败窝案”,贪腐金额达到天文数字,贪官外逃成群,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使国家声誉蒙羞;“后患无穷”,铁道部留下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引发民众对中国高铁质量和安全的担忧。铁路重大事故频发,铁道部成为众矢之的,公信力降至历史最低谷。

       四、“刘志军综合症”常见类型:

       随着国家反腐力度加大,“刘志军综合症”表现形式更加智能化、隐形化。

       一是细水长流,官员将鲸吞大额贿赂变成不断接受小型贿赂,以降低风险。二是以人情往来为掩饰,淡化腐败色彩。三是变权钱交易为期权腐败,避开社会关注,淡化影响。四是变相收受贿赂,避免一些直接的、易被觉察的受贿形式。由于显性腐败收敛,隐性腐败增多,“刘志军综合症”的查处难度在加大。

       五、“刘志军综合症”治疗方法:

       1、中医疗法:

      党性教育,官德教育,廉政教育,临床经常失效的腐败预防针,选择性扎针的群众检举,忽冷忽热的反贪运动,药性不足的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一定剂量的媒体监督,五花八门的民间反腐。

       2、西医疗法:

       宪政,民主,法治。

       成功案例:美国。美国贪官不常见,患上“刘志军综合症”的官员更稀有。

       治疗经验:

      制度完善。州长、市长没有市政建设和办公物品采购的决定权,涉及财政支出的所有项目均由州、市议会集体讨论、审议和决定。州长、市长只有执行权而没有拍板权,想腐败也没条件,在制度上彻底堵死了以权谋私的门路和空间。

       司法独立。法院不被任何政党或政府负责人所领导,任何人贪污受贿,均没有任何“保护伞”。

      新闻自由。政府官员整天被媒体监控着,只要一碰“高压线”,马上身败名裂,谁也不想因小失大。

      权为民赋。美国官员是选出来的,不是提拔,也不是指派的。官员权力是选民的托付,是一块责任田,而不是自留地和后花园。

       六、根治“刘志军综合症”

       药方只要三帖:公民、法治与选票。

       其一,以法治之力量,界定官员之清廉,约束官员之执政品德,德治是保健品,法治才是良药。

       其二,以选票的力量,推进和完善选举制度,选举提拔官员,让其真正对公民负起责来,即可以选举出能干的官员,制约官员私欲,鞭策官员勤政。

       其三,以公民之力量,弘扬公民意识,走向公民社会,以公民权利制衡官员权力,逐步推进政府转型。

      

       另据新浪网报道,自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新部长上任始,铁道部显示了若干改革的迹象。盛光祖部长在多个场合提及铁道部的改革。9月19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披露了这一准备实行的改革计划,但它是远远不够的。

       自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以来,“大跃进”式基建投资压倒了改革。在过去八年间,市场化改革的探索被终止了,“政企合一”的垂直管理体制得到强化。在铁路系统,我们看到了吴敬琏先生一再警告的“向旧体制的复归”,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趋势变得更为明显。从经济学角度描述这一体制弊端,就是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以高铁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已经脱离了对盈亏的考量,对“政治账”的计算要远高于“经济账”的计算,结果,我们看到的是高负债支撑下的“高铁奇迹”。

       据统计,从2008年到今年上半年,铁路累计投资达2.35万亿元。到今年上半年,铁路系统总负债达2.09万亿元。而根据2010年度铁道部审计报告,2010年铁路系统税后利润仅为1500万元;到2010年年末,累计亏损772亿元。根据专家测算,目前铁道部的在建工程都是负债建设。在民营企业贷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铁路建设总能以低于市场的利率轻易得到贷款,但其风险也越来越高。根据银监会今年5月“腕骨”监管指标体系考核,五大国有银行铁路贷款均超过15%的监管目标值。铁路巨大的债务负担,绑架了中国经济,同时也为铁道部的改革设置了极大障碍,因为任何改革都不得不考虑如何处置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而不改革,继续延续其高负债发展模式,只有不断注入巨资,从而堕入恶性循环。一旦资金链断裂,势必引起金融危机。

       根据科尔奈的分析,软预算约束的体制条件是“与上级搞好关系”。他说:“与其劳心费力地监督工厂的生产营运状况,倒不如在当权者的办公室走廊上踱来踱去,或者游说上级,更加实用。”这句话准确形象地描述了刘志军的言行。他编造了一套“高铁修辞”掩饰其内在的预算软约束,“中国速度”“中国梦”等“国家理由”成为其脱离实际、违背市场规律实施大规模铁路融资的借口。结果是,围绕铁路建设,滋生了庞大的利益集团。政商一体的体制营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使铁路系统成为腐败高发地带。与此同时,基层员工的收入却提高缓慢。其塑造的利益分配体制重向上轻向下。

       由于其典型性,我们可将铁路系统出现的软预算约束带来的病症,称为“刘志军综合征”。此病症必须通过改革来医治。铁路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需要三方面动力的结合。首先是公众。这方面的动力已经具备了。其次是铁路系统内部。盛光祖上任以后,铁道系统已经意识到刘志军时期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了,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第三是来自高层的政治决断。铁路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特殊,其改革具有很强的联动性,因此,铁路系统改革,不像竞争性企业转制那样单纯,需渐进谨慎,但铁路系统一再暴露的问题说明了拖延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只会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从现在就激活改革。决策层的强有力推动最为关键。

       从总的改革形势看,选择铁路改革为突破口,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铁路“先行官”一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就会比较容易跟进。如果改革意志坚决,措施得当,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铁路体制仍有望成形。(来源:凤凰博报 、新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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