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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仙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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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让新闻价值判断权回归媒体  

2013-03-18 22:32: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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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新闻报道的变化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改进新闻报道被列入规定之中。

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中央新闻单位调研时也强调,“中央新闻单位要带头改文风。”

很快,关于中央领导人行踪的新闻报道呈现出了与过往不尽相同的地方,尤其在习近平同志南粤之行的新闻报道中。央视、凤凰卫视、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表现,可圈可点。尤其是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一改过去简单改造通稿的报道方法,根据自己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运用自己擅长的新闻操作手法,分别用3个整版和9个版的报道,梳理出了领导人出行的细节,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和对高层领导活动的关注需求。这是国内传统媒体少有的遵从新闻规律报道领导人行踪的案例。作为媒体同行,自然乐见这种变化,也希望这种变化能够持续下去。

违背新闻规律的做法贻害无穷

领导人的行踪,无论公私,自古以来,都受万众瞩目。在传媒发达的现代西方社会,领导人的行踪更是现代传播媒介追逐的热点新闻,大到军国大事,小到度假时家里的宠物之类的花絮。

媒体所以如此,无非是由于民众关心喜好。从现代社会个人权利角度看,这与公众的知情权有关。公众可以通过媒体呈现的领导人对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处理的事无巨细的了解,来判断自己的选择是否合适。

但有关领导人行踪的新闻报道,在国内一直存在着理解的误区。

传统上,为安全和便利起见,领导人的工作和行程通常都秘而不宣,讳莫如深。待到要发布信息时,又过于强调宣传的属性,报道即属于指定动作,一般要求都是以通稿为准,内容千篇一律。这种做法,源于传统的对媒体喉舌属性的认知。

指令性报道的后果,首先,无视现代传播中不同的媒体定位对相关新闻的需求不同,导致媒体对此类报道千报一面。其次,媒体被迫严重依赖于通稿,自采的努力让位于通稿的威权,渐渐失去自身的竞争力;而内容同质化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公众得到的信息却非常有限。好比原本不同的读者不同的媒体,荤素搭配各有所爱,但如今无论你爱好什么口味,都得一起跟着吃清水白菜。指令性报道,是一种宣传手法,不是新闻报道。宣传可以灌输,也可以讲技巧,但新闻报道只有讲究技巧,讲究贴近,才能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润物细无声,否则没人买单。

另一个误区是,许多人认为媒体应该少报不报领导人的工作和行踪。前一段时间在国内媒体上的重要新闻中,领导人的工作行程报道非常少,重要版面时段让给了一些普通的经济社会报道,这就属于典型的矫枉过正,同样违背了新闻规律。

这种误区来自于过往媒体对领导人行踪的报道僵化刻板无趣,也无多少信息。长期的指令性宣传报道方法,让公众对程式化报道厌恶,甚至将这种厌恶转移到报道对象身上,甚至形成了一种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前所说,关于领导人的新闻,在现代社会,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新闻内容之一,无论欧美还是亚非拉地区。在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更是掌握了最重要的权力和资源,这种权力和资源的任何变化甚至正常运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下,这种权力和资源的运转充分体现在各级领导人和他们的活动里,往往通过他们的行踪、会议、政策、讲话等各种方式显现出来。因此,有关领导人的行踪和会议的新闻,其实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和经济新闻。

那种把领导人活动和会议的新闻与其他新闻对立起来,让领导人退出新闻报道的重要位置、淡化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所谓新闻报道改革,不仅模糊了真正需要改的东西,而且也是违背新闻规律的做法,是对媒体新闻价值判断专业性的侵害和剥夺,在理念上和实践中对媒体都贻害无穷。

让传统媒体释放自己的专业报道能力

有关领导人工作行程的新闻报道改革若要持续,其核心不在媒体自身的技术性改进,不是简单的报道方式和文风的调整,而是领导和媒体理念上都须有转变。

首先,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公众的基本权利,也是执政党最近几年所一再强调的。公众的知情权包括公众和媒体对于领导人工作行踪的关注热情,即便是猎奇式的关注热情,也是人性和公众权利的体现。满足这种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所以,在指令性报道之外,要允许媒体在法律和相关部门许可的空间内,有自选的报道动作,而不是一味地依赖通稿,公众的期待才能得到满足。此次央视、凤凰卫视、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赢得好评,不外乎如此,也没见什么不当之处。开放媒体和公众对领导人工作和行踪的关注,才有真正的领导人新闻报道的改革。

其次,新闻报道也是一门专门的技艺,如今的入行者都须接受专业的职业培训。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操作水平,代表了一家媒体的专业水平。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即便是同题新闻,新闻价值判断接近,但不同媒体,具体的操作方式也是迥异的,各有自己的特点水平。这是不同媒体所以能够传递信息、传播文明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安身立命的基础。剥夺了他们的判断力,只准指令性动作,无疑是缴了他们的械,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从操作角度而言,也是媒体职业和专业主义的失败。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社交化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影响越来越大,对传统媒体的挤压也越来越大。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小人物,行踪越来越透明。仅仅指望通过给传统媒体规定指令性的报道,不仅无助于树立领导人和政府的新形象,还会导致传统媒体边缘化,倒不如让传统媒体释放自己的专业报道能力。

所以,只有放弃长官意志对新闻报道的指令性干预,把新闻价值的判断权和具体的操作权归还给媒体,回归媒体的专业性,媒体才能摆脱过去长期受指令性报道指挥养成的程式化偷懒,这无疑会解放媒体的生产力。无论对于领导人工作新闻的指令性报道任务,还是媒体自选性报道动作,允许媒体依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和业务素养,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从技术上调整对领导人新闻的报道方式,不固定程式,其传播效果必然会与过去有天壤之别。

如此,媒体才能真正成为政府、领导人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有助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

如此,领导人和政府的媒体形象才会转变,这也是现代社会政治的要求。

无论如何,最近自上而下的这股新风,已经吹皱媒体的一池冬水。

媒体之变,也可管窥中国风气之变。

但只有当领导人新闻报道和文风改变不再受热议追捧时,才可能是真正的改变。

回归常识,回归专业,需要的都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对于媒体,对于媒体管理者,都一样。

(来源: 《青年记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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