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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仙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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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分析  

2013-06-18 21:21: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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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公报作为文人办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能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待社会各种现象,而且它的评价也会相对公允。这样,我感觉《大公报》这份报纸上反映的清末社会可能就比我们的教科书和我们现在历史研究的成果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历史;研究;价值

曾几何时,我们的教科书让人感到1900年后中国似乎到处都是革命党,所有的舆论阵地也都被革命党所占领。即使我们历史研究的成果也让人感觉到,清末到处是一片新气象,由于新政,学堂林立,然后不缠足运动,社会进步很快等等。而且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总是着重于几个人物身上,比如像袁世凯、张之洞、盛宣怀、张謇等,另外再就是革命党人。似乎就是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上是最具有影响力,对当时的全局最有关系的人。而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一、文化教育价值意义

1904年8月27日,北京报馆在《大公报》上登出“征文要启”的广告。开列了庚子以后于我国全局最有关系的人名,如庆亲王、袁世凯、鹿传霖、那桐、岑春煊;次有关系的醇亲王、伦贝子、伍廷芳等共三十余人,公开征求撰写其事或详论其人之文,备集众说酌选登报,以昭公论。在我看的那一段时间的报纸里,荣禄的影响力很大,而且载振的活动也不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西太后,她当时仍然是中国最具有决定性的人物。

正是以上这些人才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人。即使后来形式朝着革命党人的方向发展,那也不能说明当时对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是革命党人,是革命党人一手造成了革命的形势。而更客观的情况,我想应该是当时的当权者们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而一步步把全国的形势推向革命。如果没有他们的推动,我想,就是革命党人再怎么闹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现在的清末时期的历史研究,主要就是集中于新政,集中于社会的演变,或者集中于革命党人活动的研究,即使研究当权者的活动,我们最多只是简单的说他们政策失误,而对于当权者本身,尤其是那些在我们传统的评价中总是用昏庸无能来形容的满清贵族,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而现在对于革命党人中大大小小的人物,有一点活动的人物都挖地三尺的研究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不平衡。

最典型的就是1902年乡试。这应该是中国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践的最后一次乡试。对于这样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乡试,现在学界关注和研究的并不多,让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次乡试比1903年的殿试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影响更大。殿试毕竟是全国的举子集中到一个地方来考试,而乡试是几乎每个省都设有文闱,而且考生人数在每个省最少都有一万多人,而且按照报纸里面所讲,此次乡试,人数都比往年将近少了一半,这主要是由于1902年的乡试题目不再仅仅是四书五经的范围,还有了时务、策论等内容,很多士子没有准备。即使如此在此次乡试中发生了很多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光是士子之间,而且考官之间,新旧之争很激烈。在报纸里面对于各地乡试的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大公报》对于乡试的报道可以说是不惜笔墨的,我想,可能是因为英敛之和大公报也觉得这次乡试可以反映出中国社会很多东西。与乡试相对应的就是学堂的大面积广泛的兴建。虽然有人对于学堂已经有过专门的研究。像这样的留学情况很多,不过主要是男性,主要是集中于日本。除了大量的学生留学日本外,清政府中央和很多省市都向日本派出了考察团(不知道这个中间有没有公费旅游之嫌,因为当时有一个译件里讲到很多西方人到日本来旅游,认为日本的山川河流很漂亮,树林很多,环境很美)。在民间也有很多社团和私人组织去日本,包括严范孙及其子女。当时,各种各样的游学章程在《大公报》上都有反映。当时留学日本的人数之多,令我们叹为观止;而且报纸上的“译件”栏目内还大量介绍日本的教育状况,包括女学(可惜的是,这些内容我一开始都没有怎么关注,认为这只是国外的事情,可能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它们的内容我还是大致看了一下)。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日本当时有足够的师资力量来教育这么多学生吗?因为当时日本普及教育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当时教育它国内的学生,恐怕教师资源就是一个问题,更何况还有庞大的中国留学生及其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留学生基本上都到日本来留学。另外,《大公报》上还刊登了一个美国留学生写给国内友人的一封信,内容较长,比较有意思,讲了在美国的一些情况,最后还附了怎样去美国留学的十个办法。在乡试、学堂和游学之外,另一个与人才有关的项目就是课吏馆。我看的这些《大公报》里所登出的题目,我估计二三百道不会少,而其中一半可能就是京师大学堂的考试题目。其实对于这些题目统计一下,然后作一个分析,也可以从中一窥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

二、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外交价值

上面所讲的可以概括为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情况。关于政治和外交方面,我关注不是很多,主要就是天津的交换过程。在谈判中,出力最大者不是袁世凯,而是周馥,各国驻津使臣甚至表示更愿意在周馥手里将天津交还。另外,唐绍仪也起了较大作用。但是,我觉得对于天津交还前后的天津社会,包括官界和民间生活状况的研究可能比较有意思,特别是其对于社会治安,对于天津市面(即天津经济状况),对于学校,对于医院和卫生等等可以作一个比较。我个人觉得督统衙门时期,对于卫生和医院,对于社会治安很重视,而袁世凯对于天津市面状况,对于学校兴办更重视,而且袁世凯时期,官界情况就变的很复杂了,袁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接见各种人物。外交方面,一个是与俄国关于俄军从东三省撤军,收回关外铁路等方面的交涉,再就是列国从上海撤军的交涉,关于辛丑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谈判。除此之外就是几个教案,有比较多的反映的是辰州教案、泌阳教案等。

关于劳务方面的报道相当多,除了新闻之外,还有劳务章程,及其对其的议论等等。如果要做一个关于劳务的题目,大公报的记载可以提供很多资料。另外就是社会生活方面,这个方面非常复杂,而且无法对其进行分类,只能以很零散的方式进行介绍:有津埠脚行情况,所谓天津十大恶;有天津华捕的一些情况的反映,有时候脚行与华捕连成一气,以至于行商裹足,甚至唐绍仪的行礼都被抢,脚行之间也会互殴。在天津还有一种人也时有反映,那就是海洋(可能就是海盗)。另外,邮政设施的纷纷建立,其中也包含关于邮局情况的反映不少。

三、进一步完善报业体系

在报业方面,更是一个重点。首先是《大公报》自身,各种章程、宗旨等规定,另外还有各地的官报,比较重要的是直隶官报,北京的启蒙画报、顺天时报、杭州白话报等情况的介绍都很详细,而且这些报纸也在大公报上投放广告,也给大公报来函,表达对于报业和时事的看法。大公报对于自身的情况的介绍也是随时跟进,包括有人冒充报社访事,有人擅自在报资中加上酒资,有人擅自以报社的名义给读者发信,还有人寄“来函”,同时附上银两,要求将来函发表等情况,大公报都严肃认真的进行处理,并在报上发表声明处理情况。此外还有关于报纸的论说《原报》、《论阅报之益》等,关于报纸的附件《请看读报的好处》,还有报业章程、官报章程的登载。同时,一些王公大臣对大公报的污蔑,说其是“大私报”,《大公报》也如实刊登。在译件里还介绍了世界报业的情况。

关于港澳台的消息中,以台湾的最多,首先台湾就有一家报纸《台湾日日新闻》经常被大公报的译件所引用,另外在地方新闻中福建新闻里也经常可以看见关于台湾的消息,比如像台湾抗日领袖简大狮的情况;台湾生番的一个长篇报道;台湾各地的反抗组织;及其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口及其经济状况的一些统计等等。与此相关的还有清末关于版权的争论,甚至在《大公报》的专件里都有反映,也有章程的制定。这个方面的研究一向是很少的。再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瘟疫。大公报对此有专门的论说《霍乱症预防法》、《讲卫生学当知》、《时疫缘起治法说》等多篇文章。另外还有很多的医药广告,医生广告。因为这场瘟疫,对于清洁卫生,对于饮食习惯,特别是对于饮水习惯要更卫生的认识有了一个普及,对于城市的卫生建设有一个推动,同时对于医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有促进作用,像铁如意轩的徐龄臣就开始开馆授徒,并在《大公报》上刊登广告。

另一个题目是中国组织代表团参加河内赛会、并准备派人参加日本博览会等。报道都比较多而且较详细。还有宋伯鲁在陕西被拿的事件,一时引起中国政坛的巨大反响,各政坛要人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大公报都有反映。报纸里面对于光绪的寿辰和西太后的寿辰都有比较详细的报道,在官府和民间都有庆贺,我想,如果可能的话对其作一个比较研究,也可以反映当时社会对君主、对皇权的一般心理状况。

四、结 语

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来。因为我觉得论说和附件都是长篇的,内容比较丰富,主要是各种观点,而且其关注的问题,像《开民》、《开官智》等等,都是我们一向注意的重点,看到这些题目,我们都知道它们是讲什么的,而且它们的标题和篇幅都很显眼,一看就知道,不像各种消息和新闻还要慢慢的去寻找。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对历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和作用。

来源:今传媒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3] 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4] 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 (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吴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合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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